刘汉俊：飞扬的诗词 文化的乡愁

        中央电视台举办的《中国诗词大会》吸引了海内外亿万中华儿女回望乡愁的目光。此前的汉字大会、成语大会、楹联大赛、灯谜大赛，一次次地让我们领略到中国汉字之趣、中华文化之美。弘扬中华文化，离不开中华诗词，它是中华文化的本根；审视中华文化，同样离不开中华诗词，它是中国文化的标本、中华文明的活化石。

　　汉字文化，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创造。三千多年来浩若烟海的歌谣诗词经史曲赋铭文典籍，保有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思想智慧，涵养了中华文化不尽不竭的精神源泉。中国的语言文字在抑扬顿挫平仄韵律之中，在点横撇捺篆隶楷行之间，构建了中华民族绚丽的文化图谱。

　　中华诗词是文化百花园中最为葳蕤芬芳的一枝，是精神源流中最富思想力量的一脉。史志、经书、宝笈、医典、铭文、石刻、楹联、题额、戏文、歌赋、唱词、散曲、小令、灯谜、书画、碑帖等文字典籍，哪一个都离不开诗词之美。没有诗意词韵的文字是苍白无力的，失落了诗情画意的民族是没有创意和想象力的。诗之志、歌之言、声之咏、音之律，是中华诗词的四大要素。中华诗词有高傲的颜值和尊贵的禀赋，却以平近的方式潜流在我们的血脉，滋养了中华民族高贵而纯洁的心灵。一种文化形态是否有生命力，要看它能绵延多久、流传多广，大凡断文识字的中国人，都能吟诵几句诗词作为自己人生的高点和文化的标高。中华诗词因此而成为人文精神的“基因图”、思想道德的“定盘星”、历史文化的“活化石”，是中华文明皇冠上的璀璨明珠。

　　中华诗词承载了丰富的思想

　　文以载道，诗以言志，自古以来的中华经典无一不是智慧的深泉、文化的航标、思想的峰峦。“断竹，续竹，飞土，逐宍”，简洁、明快、生动、形象，富于动感韵律的《弹歌》，是上古歌谣，是最早的二言诗，反映了远古时期洪荒年代的先民“断竹以制弹弓，用石块击获兽肉”的渔猎生活场景，记录了历史，讴歌了创造，赞美了劳动，表达了先民最早的价值观。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”，这首唐尧时期的歌谣《击壤歌》，反映的是劳作的场景，表达的是积极健康的人生观。《诗经·蒹葭》里“道阻且长”“道阻且跻”“道阻且右”却“溯洄从之”“溯游从之”，表达的既是对美好爱情的向往，也是对崇高理想的追求。先秦古歌《五子歌》的“民可近，不可下。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”，是对历代治国理政者的警言。汉乐府《东门行》《病妇行》《孤儿行》《艳歌行》等记录了对普通人命运的嗟叹；魏晋南北朝诗词里的《薤露行》《短歌行》《蒿里行》《饮马长城窟行》《咏荆轲》等显示了对命运的抗争。

　　文心即良心，诗心乃人心。远古、先秦及秦汉作品，深刻地反映了从原始社会走向奴隶社会、从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的过程中，中华先民对大自然的叩问，对天人关系的探问，对人性和人类命运的拷问。这些思考有如剥茧抽丝，层层递进，提炼出讲仁爱、重民本、守诚信、崇正义、尚和合、求大同的共同价值观，中华诗词也因此获得了思想的力量。

　　国家观是价值观的最高境界，爱国主义是中华诗词的永恒主题。从春秋楚国屈原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”的仰天长叹，到战国时期荆轲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的慷慨悲歌，再到北宋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振臂长抒；从南宋文天祥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耿耿忠心，到清代林则徐的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的昭昭义胆，再到毛泽东“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”的浩浩胸怀，爱国、为国、利国、报国是中华儿女的价值追求，也是中华诗词的思想高地。明末少年英雄夏完淳从小随父抗清，其父阵亡后，16岁的他以一首“缟素酬家国，戈船决死生！胡笳千古恨，一片月临城”，表达抗争到死的决心。被俘后他宁死不屈，立而不跪，谈笑自若，英气慑人，连刽子手都战战兢兢、不敢正视，临刑时他留下“无限河山泪，谁言天地宽？已知泉路近，欲别故乡难。毅魄归来日，灵旗空际看”，字字忠烈，句句英武；与夏完淳几乎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矢志抗清复明，屡遭败而志不移，他自比精卫填海以明心志：“长将一寸身，衔木到终古？我愿平东海，身沉心不改；大海无平期，我心无绝时”；与顾炎武一样境遇、一样豪情的黄宗羲，明亡后隐居著述，拒绝为满清做官，他在《卧病旬日未已，闲书所感》里自述道：“此地那堪再度年？此身惭愧在灯前。梦中失哭儿呼我，天末招魂鸟降筵”，对故国前朝的忠诚跃然笔下；一代名将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，他以“开辟荆榛逐荷夷，十年始克复先基。田横尚有三千客，茹苦间关不忍离”，表达了驱逐外寇的英勇气概。历览前贤先烈，他们在诗词中凝聚了最浓烈、最真挚、最深沉、最持久的爱国情感。在凝成民族性格、传承民族精神、塑造民族心理方面，中华诗词功不可没、无可替代。

　　中华诗词富含了美好的情愫

　　文心可雕龙，化意能绣虎。仰望中华文化的诗山词海，既有浩荡长波一泻千里的壮美，又有画龙点睛金雕玉砌的精美。《诗经》里的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“燕燕于飞，差池其羽”；《楚辞》里的“浴兰汤兮沐芳，华采衣兮若英。灵连蜷兮既留，烂昭昭兮未央”，辞美意美情更美。美是中华诗词的内在情愫和先天本性，勤劳的美、执着的美，悲愤的美、痛苦的美，亲爱的美、抗争的美，培育了中华民族最初的审美情趣。

　　没有唐诗就不是唐朝。盛唐之美，不仅仅在倾国倾城之妩媚肥美，寺庵庙殿之庄严华美，更在诗行词句之瑰丽唯美。唐代卢照邻的“寂寂寥寥扬子居，年年岁岁一床书”，骆宾王的“无人信高洁，谁为表予心”，杜审言的“独怜京国人南窜，不似湘江水北流”，王勃的“阁中帝子今何在？槛外长江空自流”，陈子昂的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，孟浩然的“欲取鸣琴弹，恨无知音赏”等等，他们对自心的观照，油然而生的顾影自怜与高洁孤秀，谁人能比？王维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雄浑与粗犷，谁不震撼？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“峡里谁知有人事，世中遥望空云山”的隐逸与超然，谁不羡慕？王昌龄的“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”“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”，气势豪迈，谁敢争锋？李白对“峨眉山月半轮秋，影入平羌江水流”“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”的怡情悦性，对当朝现世“猩猩啼烟兮鬼啸雨，我纵言之将何补”“姑苏台上乌栖时，吴王宫里醉西施。吴歌楚舞欢未毕，青山欲衔半边日”的忧虑惆怅，以及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”“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”的豪放气象，可谓风情万种。杜甫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“自经丧乱少睡眠，长夜沾湿何由彻”的忧世嫉俗情怀，令人肃然起敬。高适的“万里不惜死，一朝得成功”，岑参的“万里奉王事，一身无所求”，韦应物的“迷路，迷路，边草无穷日暮”等戍边报国情怀，赤胆忠心日月可鉴。白居易对“幼者形不蔽，老者体无温”“可怜身上衣正单，心忧炭贱愿天寒”的忡忡忧心，杜牧对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”的愕愕讥讽，李商隐对“一笑相倾国便亡，何劳荆棘始堪伤。小怜玉体横陈夜，已报周师入晋阳”的弱弱幽怨，表达了诗人对帝王骄奢淫逸生活的愤懑和对艰难民生的同情。五代十国时期，欧阳炯“六代繁华，暗逐逝波声”的失落感，南唐中主李璟“手卷真珠上玉钩，依前春恨锁重楼”的亡国恨，南唐后主李煜“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的故国情，留下嗟伤满耳酸楚满心。

　　这些锦绣文章字斟句酌用心良苦，或气壮山河、吞纳云雾，字如日月声若雷霆；或声声哀婉、句句凄厉。最悲的往事，最惨的现实，凝成最美的文字、最美的意境。中华诗词的清美、凄美、哀美、壮美，美得让你心碎，让你泪眼痴痴，一步三回头。

　　中华诗词展示了多彩的文化

　　诗词滋养文化，文化成就诗词，中华文化的密码隐藏在诗词里。

　　没有宋词就不是宋朝。北宋九皇、南宋九帝，虽然饱受内乱与围剿，却享国320年，成就了中国古代一次文化的复兴。范仲淹、柳永、欧阳修、曾巩、王安石、苏轼、黄庭坚、李清照、岳飞、陆游、范成大、杨万里、朱熹、辛弃疾、陈亮、叶绍翁、文天祥等文学名家如烟花绽放在宋朝的夜空。岳飞的“怒发冲冠，凭栏处潇潇雨歇。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”“何日请缨提锐旅，一鞭直渡清河洛”，读得人激情澎湃热血沸腾，直教人跃马挥戈征战死；陆游的“塞上长城空自许，镜中衰鬓已先斑”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”，悲愤与忧伤，字字血、声声泪；辛弃疾的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”“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”，气势千钧，豪情万丈；文天祥的“臣心一片磁针石，不指南方不肯休”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“从今别却江南路，化作啼鹃带血归”，忧心系南宋，正气满乾坤，英雄豪气直上九霄，殉国之心耿耿昭然。

　　疾风知劲草，板荡识诚臣，这些情感鲜明的宋代诗词大多来自中原、出自汉人，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交锋、大汉民族与游牧民族争战的背景下形成的文化奇葩。抗辽、抗金、抗元战争几乎贯穿了大宋王朝一半的生命时长，而宋的三个对手辽、金、元对中华诗词也有自己的贡献。如辽太祖的长子耶律倍的《海上诗》、辽圣宗耶律隆绪“子孙宜慎守，世业当永昌”的告诫，辽道宗耶律弘基不用契丹文而是写汉诗，他的皇后萧观音因擅长写诗还被称为“女中才子”，他们的诗词在中华文苑中留下艳丽的一簇；金主完颜亮“提兵百万西湖上，立马吴山第一峰”的虎虎雄心令南宋朝廷心悸，金代诗人元好问的“岐阳西望无来信，陇水东流闻哭声。野蔓有情萦战骨，残阳何意照空城”，表达了金代逝去的无奈；元代开国名相耶律楚材的“阴山千里横东西，秋声浩浩鸣秋溪。猿猱鸿鹄不能过，天兵百万驰霜蹄”，显示了蒙古铁骑的雷霆气势，而忽必烈的左丞相伯颜的“剑指青山山欲裂，马饮长江江欲竭。精兵百万下江南，干戈不染生灵血”，喷发着势欲灭宋的豪气。如此猎猎有声的诗戈词戟，怎不令残宋弱帝们胆战心惊！多民族诗词的同坛斗妍，催生了多样多元多彩的中华诗词，建构了共生共荣共享的中国文化。

　　诗风词韵各烂漫，你方唱罢我登台。海涵百川的风格流派成就了中华诗词的洋洋大观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重要谋臣刘基以一首“笑扬雄寂寞，刘伶沉湎，嵇生纵诞，贺老清狂。江左夷吾，隆中诸葛，济弱扶危计甚长”，既嘲笑玄虚寂寞的扬雄、一醉方休的刘伶、狂傲不拘的嵇康、粗犷狂放的贺知章，又赞美了东晋的王导、刘蜀的诸葛亮的“济弱扶危”义举，表达了积极进取的人生哲学。与刘基同时同朝的高启，是朱元璋的户部侍郎，他的《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》以“石头城下涛声怒，武骑千群谁敢渡”“从今四海永为家，不用长江限南北”的豪迈雄浑之句，一扫元末以来柔弱之诗风，开启明代文必秦汉、诗必唐宋的复古拟旧先声。200多年后的汤显祖以“春虚寒雨石门泉，远似虹霓近若烟。独洗苍苔注云壑，悬飞白鹤绕青田”，表现了超然脱俗与高雅清丽；以“偶然弹剑一高歌，墙上当趋可奈何”表达愤世嫉俗且决不同流合污的高洁志向。与汤显祖同时代的“公安派”三袁的核心人物袁宏道，有“不见两关传露布，尚闻三殿未垂衣。边筹自古无中下，朝论于今有是非”对国家大事的忧心，有“妾家白蘋洲，随风作乡土”“青天处处横珰虎，鬻女陪男偿税钱”对平民百姓的同情，也有“竹床松涧净无尘，僧老当知寺亦贫”的禅意净界，其独抒性灵、皆出胸臆，为本色独造。而晚明时期钟惺的“落日下山径，草堂人未归。砌虫泣凉露，篱犬吠残晖。霜静月逾皎，烟生墟更微。入秋知几日，邻杵数声稀”，一定程度上矫正了“公安派”俚语俗言的浅率粗鄙，以“幽深孤峭”见长，却又难免落入“竞陵派”的晦涩艰深难懂。在峰回路转与曲径通幽中，中华诗词作了最绚烂的意境展示。

　　继承与创新，分享与共赏，刚健与柔美，雅趣与流俗，各个朝代、各个地域、各个民族、各个流派都为中华诗词盛宴恭奉出自己的风味，中华文化才如此流光溢彩五光十色。

　　中华诗词揭示了人生的哲理

　　寥寥数个字，绵绵无穷理，诗律词格中隐藏着深奥的哲理玄思。“辞约而旨丰，事近而喻远”，是中华诗词独有的魅力。

　　唐代刘禹锡的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，揭示了新陈代谢、新旧转化的客观规律；北宋苏轼的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”，因指出了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而深邃如夜空；北宋卢梅坡的“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”，告诉你“两点论”“二分法”、绝对与相对的辩证思维方法；南宋陆游的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”，道出了知与行、学与思的哲学关系；南宋朱熹的“问渠哪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”，告诉你学思之要、知行之道；明朝于谦的“清风两袖朝天去，免得闾阎话短长”“粉骨碎身浑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”，咏物言志，清廉高洁，其忠心义烈，与日月争光；清朝郑板桥的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”“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”，告诉你为官做事之道；清朝魏源的“少闻鸡声眠，老听鸡声起。千古万代人，消磨数声里”，是励志之言、醒世之声；清朝袁枚的“先生容易醉，偶尔石上眠。谁知一拳石，艳传千百年”，看似白描，却灵性斐然、意趣横生，教你一种人生的活法。

　　在诗词韵律中搭建自己人生的亭台楼阁，构筑自己的世外桃源，畅达时自成风景、各领风骚，赋闲时以逸待劳、守静待动，逆境中韬光养晦、不与乱世争英雄，不失为一种人生韬略，但“扬善挞恶，扶正压邪”更是中华诗词的一种道德担当。“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”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等俯首即是的经典名句，潜移默化地勘正着我们的方向，濡养我们的心灵。仁义礼智信，温良恭俭让，孝悌廉耻，忠勇善爱，是中华诗词的细胞分子和基本元素，在不知不觉中承担起了教化道德、净化灵魂、陶冶性灵的责任。古人云：“志微焦衰之音作，而民思忧；啴缓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，而民康乐；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，而民刚毅；廉直经正庄诚之音作，而民肃敬；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，而民慈爱；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，而民淫乱。”音乐如此，诗词同理。中华诗词自有人生哲理，读尽青丝方悟道，它是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心灵医生。

　　中华诗词寄托了共同的情感

　　字字如心，句句有情，“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”，中华诗词是最好的情感寄托。

　　千江有水千江月，万里无云万里天。光是一轮明月，就为多少游子做了情感的洗礼！孟浩然的清江月，杜甫的故乡月，王维的松间月，杜牧的沧江月，李贺的燕山月，张继的寒山月，张若虚的春江月，冯延巳的关山月，欧阳修的柳梢月，王安石的栏杆月，关汉卿的梁园月……朗照古今的千秋月，光而不耀，凝结了世代人的情感。李白的床前明月，张九龄的海上明月，王昌龄的秦时明月，刘禹锡的洞庭秋月，李煜的西楼孤月，苏轼的青天明月……每一颗诗心都发出自己的华光；月在月光中走，诗在诗海上行，人在人心里想，每一首诗词都是明月在流金泛银。

　　还有“天涯若比邻”“清明雨”“杏花村”“大江东去”“周郎赤壁”“接天莲叶”“映日荷花”“千古雨声”“依旧残阳”“东京酒”“洛阳花”“章台柳”，每一个文化符号都是情感的印记，牵扯着上下几千年的顾盼。

　　清代的诗词，亦是语重心长情满满。虽然总的成就稍逊于唐诗宋词，但成就卓然者不寡，这其中既有明朝不降之遗民，也有归清致仕的文臣，但更多的是有清一代成长起来的诗词作家。这三类作者三分情感，都在诗词中倾诉心语、独白心灵。第一类诗词作者中，如前面所述的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等人的作品爱国之情慷慨悲壮凄凉，诗情词意等艺术水准达到新的标高；第二类诗词作者中，以钱谦益、吴伟业等为代表，他们在清代特殊的民族命运、特殊的文化背景下，多有对故国前朝的怀念和对自己境遇的追悔尴尬，他们以诗词为媒，抒发着难以言说的情感。譬如明朝旧臣钱谦益，降清不久即告病还乡，诗作中多有追悔之意，写了不少怀念明朝的诗文，成为明末清初诗坛的一代宗主，他的“寂寞枯枰响泬寥，秦淮秋老咽寒潮。白头灯影凉宵里，一局残棋见六朝”，触景生情，借景抒情，倾诉了明亡局残人凄苦、思君追悔心痛彻的情感；明末诗人李渔的“四方丰歉觇三楚，两载饥寒遍九州。民命久悬仓廪绝，问天何事苦为仇”，表现了对清初民众疾苦的忧虑；陈维崧的“征发櫂船郎十万，列郡风驰雨骤。叹闾左、骚然鸡狗。里正前团催后保，尽垒垒锁系空仓后。捽头去，敢摇手”，刻画了清朝顺治年间，清廷为围剿南方汉族农民起义而征兵十万，给江南农民造成的苦难和悲惨，表达了关切与悲戚。第三类诗词作者中，以陈维崧、纳兰性德等为代表，他们有自己的独特关注和自己的独特风格。

　　没有纳兰性德，就没有清词。他是词中之词、词中之诗、词中之仙，留下的300多首词篇篇经典、行行唯美。“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？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易变”，意境萧杀凄婉，只教人肝肠寸断；“山一程，水一程，身向榆关那畔行，夜深千帐灯。风一更，雪一更，聒碎乡心梦不成，故园无此声”，用词简朴晓白，但乡愁浓炽得无以复加；“今古山河无定据。画角声中，牧马频来去。满目荒凉谁可语？西风吹老丹枫树。从前幽怨应无数。铁马金戈，青冢黄昏路。一往情深深几许。深山夕照深秋雨”，叹兴衰存亡没有定数，感家国情怀愁肠百转。纳兰性德词心高洁纯净，词风清丽婉约，意感哀婉艳冶，格调高远韵长，多一字意繁，少一字境失，成为清代词家的精美之作、巅峰之作。

　　晚清龚自珍的“绝域从军计惘然，东南幽恨满词笺。一箫一剑平生意，负尽狂名十五年”，表达了他面对内忧外患心急如焚，希望能用自己的文武之才为国出力。晚清黄遵宪多次出使英、美、日等国考察，被称为“真正是走向世界的第一人”，他的诗作多以反帝卫国、变法图强为主题，甲午战争后他写下《悲平壤》《哀旅顺》《哭威海》《台湾行》《渡辽将军歌》等诗作以示抗争，写了《感怀》《杂感》等诗词热情讴歌变法维新，希冀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：“黄人捧日撑空起，要放光明照大千。”面对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签订，台湾被割让日本，谭嗣同长歌当哭：“四万万人齐下泪，天涯何处是神州？”喊出了多少中华儿女共同的痛感！思乡曲、桑梓情，爱国心、复兴志，中华诗词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、情感凝聚力、文化向心力、身份认同感，成为中华儿女天下归心的集结号。

　　我国近代以来许多著名思想家、政治家、革命家、文学家，如邹容、梁启超、谭嗣同、徐锡麟、陈天华、孙中山、曾国藩、鲁迅、秋瑾、毛泽东、陈毅、叶剑英、柳亚子等，都是以诗词言志的大家，他们留下的传世之作，培育了我们共同的家国情怀、民族感情、文化根脉。毛泽东的词作《沁园春·雪》、律诗《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等作品运气磅礴，立意高远，胸怀宏大，遣词凝练而语意厚重，开创了政治诗词的新气象。

　　中华诗词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，中华儿女共同的文化乡愁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，成了我们的基因”“语文课应该学古诗文经典，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下去”。数典不忘祖，树高不忘根，这是今天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观和文化观。文可载舟，亦可覆舟，文彰则国兴，国强则文盛。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包括中华诗词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是我们的文化责任，这是一种文化自觉、文化自信、文化自强。（刘汉俊 中共中央宣传部）